从“响尾蛇”到霹雳-2 我国空空导弹研制序曲及斗争

空空导弹在上世纪50、60年代属尖端武器，是军事强国武器装备博弈的一大焦点。限于当时较为落后的国防科技水平，中国研制空空导弹只得借助外力，在吸收军事强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国产化。在首次接触红外空空导弹，到形成自主研制能力的过程中，中国先后与美国、苏联两大军事强国的技术成果产生交集，在冷战格局下谱写了一段丰富多彩的导弹研制序曲。

中国仿制的当时最先进的空空导弹是海军航空兵在战斗中用生命换来的。

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24架F-86型战斗机，分两批窜犯浙江省温州、瑞安、乐清等地上空。海军航空兵派出歼-5战斗机实施拦截。其中罗烈达中队在接敌过程中，王自重驾驶的飞机掉了队，在追赶编队途中，单机与12架敌机遭遇。王自重奋不顾身揳入敌阵，先是紧紧咬住1架战机近战格斗，并将其击落，随后他继续驾机闪、钻、躲、绕……捉迷藏一样又在敌丛中击落1架敌机。[1]近战格斗达5分钟后，仪表盘显示机油不足，正当王自重准备返航时，敌机凶狠地发射了5枚导弹，其中一发命中，王自重壮烈牺牲。[2]

9月29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台湾当局新的挑衅罪行。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国庆九周年招待会上再次义正严词地谴责美国制造的“导弹事件”[3]。这次空战以后，国民党空军再没有出动大机群入窜大陆[4]。

“响尾蛇”导弹（AIM-9）是由美国“海军武装中心”研制的一种近距红外自动导引式空对空导弹。该导弹长2.8米，直径0.127米，重70千克，时速达2.5马赫，射程8～14.5千米，内装4.8千克烈性炸药，弹头内装有红外导引头，能受热吸引自动奔向目标[5]，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

由于之前在浙闽沿海连连受挫，国民党空军此番特地携带“响尾蛇”企图报复。这也是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导弹。国民党当局为了夸大空空导弹的首个战果，吹嘘此战击落解放军战机9架，自身零损失，直接误导美军认为空空导弹已成为空战核心，在新型战机研发中以导弹替代机炮，给后来的越南战争带来深远影响。

由于我严格遵守不出海政策，迫使敌导弹残骸全部落在陆地上。战后坠落未爆炸的“响尾蛇”漂至浙江沿海，被渔民拾获。《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刊登导弹照片，公开谴责国民党连同提供“响尾蛇”的美国当局[1]。该导弹残骸至今还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次通过这种非常规渠道获得尖端武器装备。之前中国所能接触到的空空导弹只有苏联援助的К-5M，属雷达架束技术体制，依赖机载火控雷达从搜索到跟踪全程提供数据修正和信息中继，容易分散空战注意力，且占用火力通道，只能跟踪并打击一个目标。而“响尾蛇”依靠红外导引模式，会针对敌方战机的尾喷发出的强大红外辐射自动跟踪并打击。因此，王自重用生命换来的“响尾蛇”导弹，为仿研最先进尖端武器提供了一次良机。

1958年10月3日，解剖及仿制“响尾蛇”导弹的任务被定名为“55号任务”。在当时的“大跃进”形势下，国防部要求11月25日复制完毕[2]，但受限于薄弱的科研基础，进展并不顺利。苏联政府请中方将导弹送交苏方研究，答应届时与中方共享研究成果。在得到导弹后，苏联很快仿制成能力相近的К-13型近距空空导弹。在《赫鲁晓夫回忆录》[1]和其子《导弹与危机》著作中，中苏交涉导弹的过程被描述成风波迭起，乃至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索。

两部著作对该事件主要记述如下：中方对苏联的索求持消极拖延态度，起初没有回应，又答复“正在搜寻”，再后来答复“正在研究”，因为仅此一枚，所以待研得成果后再主动与苏联“交换情报”[2]，后来苏方放言停供P-12型火箭技术，中方迫于压力才交付导弹，而苏方收到导弹后又发现其缺失了最关键的红外传感器，赫鲁晓夫揣测中方“故意不给”[3]。这次风波使赫鲁晓夫“感到难过”，对于“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仿佛是个由头”，他还向身边人抱怨“我们把多少秘密都交给了他们（中国）”，“问题就出在一颗导弹上”，并担心缔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秘密的协议“是否操之过急”。到1959年5月份，他下定决心：“原子弹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中国。”[4]文中流露的观点是：导弹风波在当时中苏关系的既有裂痕上撕开了更大的口子，构成了苏联后续停止核武器援助的直接因素；中方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然而，现实中存在与苏方言论截然相反的实据：

一是根据我国红外学科创始人汤定元和其他亲历者回忆，实施“55号任务”时，“由中央出面，向苏联请来了一个十人专家小组，帮助我们解剖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们十人起主导作用”[5]；《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原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办公厅主任蔡寅生的回忆著作中均记载苏联先后派出两批专家来华索取有关技术资料和部分残骸实物[6][7]；中国航空工业飞机设计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院士作为亲历者回忆：“我们刚开展工作，第二天就来了六七位苏联专家，他们可能是直接与国防部联系的。他们对导弹的技术状况比我们熟悉得多，在我们做分析汇报中，他们也分组，一组一组介绍他们的分析结果。我们的人在分析过程中还有一些分歧和争议，他们都能给予解释。”“过了四五天，苏联专家就撤离了，还带走了分解下来的一些部件。”[1]既然中方在研制之初就已经让苏联专家深度参与、知晓底数，又怎会在后续交涉中“借故拖延”“刻意隐瞒”？

二是《导弹与危机》称中方答复“正在搜寻”，而拾获“响尾蛇”的事实早已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中方不可能编造如此破绽明显的谎言。

三是“响尾蛇”的奥秘仅在于红外传感器，倘若该器件真的遗失，苏联又怎会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仿制成К-13且配载于新型米格战机？作为中苏关系恶化时期的苏联最高元首，赫鲁晓夫自然存在撇清责任，指摘中方，为单方面废除《国防新技术协定》自圆其说的动机。在苏联对华实施援助的大背景下，交涉“响尾蛇”导弹是苏联第一次在武器装备方面求助于中国，赫鲁晓夫和其子很可能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彰显苏方“受了委屈”。

综上所述，赫鲁晓夫的两份口述回忆录漏洞百出、不足为据。

1960年，美国U-2侦察机入侵苏联事件打破了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和平共处”的设想。苏方对美采取强硬措施，有了拉拢中国的倾向。当年11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后，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于1961年1月12日来信，主动提及苏联政府有可能援助中国生产米格-21型战斗机[2]。1961年3月，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携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共识，签订了《关于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К-13型空空导弹的米格-21Φ-13型战机技术资料、生产许可的技术援助协定》，这项援助使我国空军首次对国民党空军形成了优势。

按照协定，苏联给予К-13空空导弹制造技术的生产特许权及全套生产技术资料，[3]资料基本于1962年4月到齐。国务院、中央军委当即决定由兵器工业总局主抓К-13的仿制工作，并将新导弹命名为霹雳-2。

在准备阶段，各单位大力协作，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大量资料的翻译复制和修补，使仿制有了可靠的依据，并对生产所需的2000多种原材料、元器件与国家标准逐一对照，为国产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11月，研制工作全面展开，经过上百次试验，解决了影响导引头的控制性能的关键性问题。

为全力以赴推进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停止研制基于雷达架束技术的霹雳-1，在331厂建立另一生产线，工厂自行设计机床仪器克服设备短缺，之后三线的两个新建厂也加入试制，由此建成了中国兵器工业系统内的第一个空空导弹生产体系。所有仿制人员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认真的科学态度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以成熟的“六试六定”[4]等方法，按先静止后动态，先地面试验后空中飞行，先无控后有控的顺序进行，基本没有走弯路。[5]1967年7月，试制出的18枚霹雳-2在空对空导弹试验靶场完成了定型试验任务[6]。11月，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正式批准霹雳-2导弹投入生产[7]，装备于强-5、歼教-7、歼-6等飞机。

与此同时，美军“响尾蛇”在越南战争中暴露短板：实战中其发射时机有赖于载机的精准占位，且目标稍作机动就很难击中。据统计该型导弹实战命中率只有10%左右，并不如机炮灵活管用（在1960年2月的反袭扰战斗中，我飞行员利用“响尾蛇”的缺陷驾驶歼-5以金蝉脱壳战术摆脱F-86咬尾，迫使两架敌机空放“响尾蛇”减重逃跑，其中一架逃跑中被击伤[1]）。中国也发现了此类导弹导引头、引信、发动机等关键性能的问题，遂在已有基础上增大作用距离，增加导引准确度和威力。

改进型的霹雳-3研制始于60年代中期，于1980年定型，成为中国第一种走完自行研制全部程序的空空导弹。然而，霹雳-3由于早炸问题未通过补充定型，部队未予列装，1983年7月停止生产。[2]该型导弹研制周期长达十余年仍未能列装，侧面反映出独立自主研制之艰辛。

1978年，中国启动霹雳-2乙导弹研制，该型导弹于1981年10月设计定型。霹雳-2乙约有60%的零件、95%的原材料、元器件与霹雳-2通用，但在探测距离、抗干扰、飞行速度、灵敏度等方面均有很大提高，长期作为空军主战装备。在霹雳-2基础上，霹雳-3、霹雳-2乙乃至1986年定型的霹雳-5乙相继问世[3]，中国由此开启了自主研制空空导弹的新篇章。也正是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迭代推动下，霹雳-2于1984年2月正式停产[4]，结束了奠基铺路、孕育新型的历史使命。

中国自主研制空空导弹的序曲起奏于战场拾获“响尾蛇”的机缘巧合，经历了逆向仿研的举步维艰和移交苏方的风波，最后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通过不断改型提升作战性能，开启了自主研制更先进空空导弹的崭新征程。这段不平凡的导弹研制史汇集了中、苏、美三国的国防科技成果，是冷战格局下大国纵横捭阖的缩影，也反映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引进相结合原则发展尖端武器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