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胶东“黄金保卫战”述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高度概括了黄金的本质属性。黄金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特殊影响力的产品，集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货币属性于一身，是最诚实的资产，也是现代信用货币的价值支撑。从历史上看，黄金在应对社会动荡、政局更替、战争灾变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黄金与生俱来的特殊属性和独特作用，使其在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光荣而神圣的战略使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处于敌顽夹击、以弱敌强的不利态势。面对左支右绌的边区财政，胶东抗日根据地立足当地黄金资源禀赋，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建立秘密“黄金交通线”。1942年，毛泽东指出：“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2]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坚实物质基础，黄金的增持储备是党中央开辟财源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成败。正是在“积极领题”“多维解题”“带队破题”的工作闭环之中，胶东“黄金保卫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贡献特殊力量。

山东是我国黄金资源和产金大省。境内金矿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1]地区，尤以掖县（今莱州市）北部地区、招远玲珑地区和乳山——牟平一带最为集中。[2]在招远，仅阜山、玲珑山、罗山至金华山长达60余公里的区域内，就分布有大小千余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而且藏量多，品位高。[3]玲珑山金矿储金量名列诸山之首，有“尖斗矿砂平斗金”“玲珑山，十八层，金梁玉柱在其中”[4]之说。

生息劳作在黄金宝地上的胶东人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黄金开采。齐相管仲《管子·地数篇》中有“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5]的记述，招远古属齐国辖地，是域内为数不多的主要产金重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增加财源摆脱困境，解除金银封禁政策，允许自由开采金银。清光绪八年（1882年），广东商人郭德礼于玲珑山开办采金工场，开民族资本家投资金矿之先河。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宗岱在李鸿章支持下督办平度金矿局，同时派人到招远探矿，并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试办“招远金矿局”[6]，改革管理、严酷治矿，使玲珑金矿一时声势大振，产量剧增，近代黄金工业的序幕由此拉开。

近代以来，胶东丰富的黄金资源被帝国主义列强觊觎。自19世纪中后期起，（德）李希霍芬（1869年）、（英）H.M.布切（1887年）、（美）维里士、布莱克维尔德（1903年）等人相继对山东半岛等地的金矿进行地质调查[7]，对这里金银矿产资源分布和远景在调查报告中作出评述，极大刺激了列强的贪欲垂涎。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后，派人到玲珑踏探矿源。德华洋行济南分行率先到招远金矿局，以苛刻条件欲与矿主李道元（李宗岱之子）合办金矿。[8]1912年，美国芝罘（烟台）马高洋行则与之签订“买卖矿石契约”，当年7月就运走180吨矿石。[9]

日本窥伺胶东富饶的黄金资源已久，民国初期就多次派人到招远、牟平、平度等地进行地质调查，加速了对胶东金矿资源的掠夺。玲珑金矿就是日本人掠采的重要矿区之一。[10]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少川支队纠集了700多名伪军，重兵攻占了招远玲珑金矿，声称“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11]，玲珑金矿这个金矿床的富足程度可见一斑。在矿区，日军实行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法西斯统治[12]，废除土法生产，改用机械化采选，并用电气探矿，建成所谓的“中国模范金矿”，日处理矿石150吨。[1]据山本市朗[2]回忆，那是1944年的一天，“我到达这座矿山时，矿山设备已相当现代化了，月处理能力为八千吨的浮游选矿场已经开始生产”。[3]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扩大，日军乱采乱掘，“吃富丢贫”，将高品位矿石运回日本，低品位经选厂富集后综合回收。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占玲珑的六年半中，从招远玲珑金矿掠夺黄金16.5吨，折合528000两。[4]

在被侵略军一次又一次的大肆劫掠和破坏后，胶东军民内心深处，早已蕴积起一股“护金报国”的反抗力量。1938年3月，民先县队部[5]争取红枪会[6]，整编地方武装。玲珑金矿的黄金资源是中共胶东特委的重要经费来源，各方势力都觊觎这块“肥肉”，必须有相当兵力做保卫工作。[7]5月，胶东特委派张皋玉、吕大年（宫明山）、宋云甲等人赴招收金。9月，成立采金委员会[8]，发展黄金生产，筹措抗日经费。1939年3月，招黄边区游击第22大队成立，主要任务为保护招黄边区黄金资源，征收采金税款。[9]日寇侵占金矿后，依据形势所需，1940年，成立玲珑采金局，统一管理根据地内的金矿[10]，征收矿租（折成黄金）[11]和护送黄金。9月，成立招（远）黄（县）边区金矿工会，与采金局合并为招黄边区党支部[12]，领导军民开展反掠夺斗争，夺回黄金。

获取黄金，不仅是胶东党政军民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全国革命事业的大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腹背受敌，经济上面临封锁，自身也存在“鱼大水小”的矛盾，陷入严重经济困境。为此，党中央采取积极财政举措。当时，开采和收集硬通货（黄金）无疑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相较于边币、法币，黄金具有更强的购买力。1938年夏，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赶赴延安后，对当地财政紧张有了切身体会，建议发挥山东胶东产金优势，把黄金运到延安来支援抗战。[13]

纵观国内，日本当时占据着东北、华北重要的黄金产地，而山东境内重点产金区主要集中在胶东、鲁中等区，以胶东招远为最。黎小弟（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之子）在采访中说：“黎玉从延安回来，立刻山东分局就召开了会议……决定重点经营胶东，派遣很多老红军、党的干部去加强胶东的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这都是当时作为山东分局的一个重点……后来黎玉到胶东视察，一是对胶东党政军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二是一个没有公开的行动，就是搞黄金。”[1]所以，筹夺黄金、密运延安，既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使命。在如此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胶东黄金保卫战应运而生。

1939年2月，日军攻占招远后，胶东军民以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相继对敌伪军进行军事打击。在当地军民的积极配合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从同年4月起，数次成功击溃和歼灭了盘踞县内的日伪顽军。[2]7月，在龙（口）招（远）公路上的大郝家，第5支队一部伏击了过往的日军运输队，这次行动击毁了日军3辆汽车，歼灭了30多名敌军。[3]尽管当时日军侵占了玲珑金矿，但矿区的物资供应与黄金运送只能依靠金矿经招远到龙口港的公路运输，为保证这条运输动脉的畅通，日军沿线修建了31个日伪据点扼守。但“点”与“点”和“点”与“面”之间即广大农村，完全由抗日军民所掌控。因此，这条运输线不断受到抗日军民的袭击。[4]为配合主力部队和保卫黄金，1940年，采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武装护矿队。护矿队除了护送黄金之外，有时还需要承担战斗任务。1942年冬，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个连在护矿队配合下，伏击伪军30余人，自此保障了九曲一带采金群众的生命安全。[5]1943年8月，中共北海地委和军分区为切断龙口至玲珑公路敌之运输线，加强玲珑武装力量，改编组建北海武工队。武工队在成立之后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分化瓦解敌伪军以及积极迎接战略反攻等。[6]北海武工队于10月来到北招县，深入敌后进行策反和清剿锄奸活动，在龙（口）、招（远）路两侧打击敌人，并争取在年底将龙、招路打通，改变北海、西海抗日根据地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使之连成一片，并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对驻玲珑金矿日伪军的瓦解和策反工作。[7]武工队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为收复玲珑创造有利条件。为尽快筹集抗日资金，胶东党组织决定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日寇运金车进行武装截击，夺取黄金。在党组织和广大矿工不断提供情报的密切配合下，直到1944年春，胶东抗日主力部队在日军运输沿线，如沙埠村、小李家、张星、槐树庄、黄山馆和张华山头等地，对来自玲珑金矿的运金车队进行了数次伏击。在这些伏击中，成功炸毁了23辆敌军汽车，击毙了数百名敌伪军，并缴获了大量富矿石、金精矿粉及军需生产物资。[8]

抗战时期，胶东地方抗日武装结合军事打击而开展的政治攻势，也是瓦解敌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派苏继光[1]到招远筹集黄金。其间，苏假借名义来“视察”金矿，传达“军令指示”，迫使国民党地方势力孙务本部撤离金矿。[2]1942年夏，北海军分区[3]政治部成立玲珑敌工站，开展对敌分化瓦解工作，其主要包括白天做伪军家属工作，夜间配合武工队向日伪军喊话；建立伪军功罪账簿，开展“黑红点”活动；对倾向抗日的伪军或头目，通过其亲戚朋友引荐，与之“拉关系交朋友”，劝说其“身在曹营心在汉”，并尽量提供弹药和军事情报，遇到敌工人员“不打枪不报告”；利用各种关系动员他们抗日救国。[4]9月，由渡边三郎、小林清等同志建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胶东支部”[5]，进行反战政治宣传工作，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宣传方法，诸如，散发宣传品、政治喊话（相较于喊话，后来利用日本民间乐器“尺八”，到据点附近吹奏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歌《樱花》，甚至针对敌兵吹奏所在日本县专属民歌，更是极大地激发了日军思乡厌战的情绪。[6]）；直接与日军碉堡打电话、向日本士兵赠送慰问袋[7]、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8]宣传攻势经常开展，以元旦、樱花节、“大东亚战争”等时间节点前后较为集中。此外，处于敌占区和边沿区的民兵多设瓦解敌人小组，张贴标语，在对各村伪军登记的基础上，召开伪属座谈会，了解伪军内部情况，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宣传对待敌伪人员投诚起义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民主政府颁布的对弃暗投明伪军人员的规定和携带武器归来的伪军人员奖励办法，并印刷了伪军归来通行证，动员广大伪属“唤子索夫”和掀起“一封信”运动，对敌开展攻心战。[9]经过一系列政治攻势后，据统计，到1945年，共瓦解敌军180余人，伪军投诚者158人，当年任玲珑金矿选矿课长的山本市朗回忆说：“到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玲珑矿区内外几乎成了八路的天下，连我的助手好朋友姜选也是八路（地下党员）。”[10]

这场“黄金保卫战”是长期而艰巨的，其中军事、政治之间的较量都离不开经济上的斗争。在玲珑矿区，地下党员搞秘密串联活动，发动矿工投入反掠夺斗争。其主要包括：通过“磨洋工”或罢工、“放空炮”等形式，破坏敌人生产设备；想方设法秘密窃取黄金、水银、钢材、炸药、雷管等急需物资，支援抗战。为加快筹金，胶东区从战略高度出发，把“开发矿产”重点放在开采黄金上。[1]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采金机构加紧筹建金矿，矿点很快达到200多个，并对玲珑、蚕庄等地矿田实行租赁，调动个体采金热情，最盛时期矿工达三万余人。同时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组织，其中包括由采金局出资兴办的公营金矿，采金局和矿商合办的公私合营金矿，矿工集资兴办的合作社金矿，矿商自办的私营金矿等，调动多种积极因素，极大促进黄金生产发展。[2]其中，一些私商明顶暗抗、谋利资敌，胶东党组织大力宣传黄金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能否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教育当地群众“资共不资敌”[3]，通过北海银行，地下收购站等机构与之争购黄金。据王杰三[4]（曾任北海银行西海支行出纳员）回忆，北海银行西海支行定期（每隔五天）派人去玲珑金矿杨家沟分矿收集金矿砂、熔铸金条，每次都是10至20条（每条10两）。1943年，山东解放区黄招工商管理局下设的“义盛西”分店，是一个流动的特种军需商店。它负责“收购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玲珑金矿工头及工人冒险私运出的零星黄金和黄色炸药”。[5]从1939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地下收购站收购钢材50余吨、炸药10余吨、水银25公斤、黄金13万余两（包括从敌占区矿商中收购的）。[6]此外，胶东妇女通过挨家挨户宣传，成立募捐组、秧歌队，动员亲属带头捐献等方式，积极为抗战武装募捐献金。“滴水汇成河，粒米凑成箩。”从1938年秋到1943年，募捐献金运动连续发起5次。到1939年上半年，全胶东妇女共募集了上万两金银，其中，蓬黄掖三县一次就捐献黄金60多两，白银3000多两。[7]

胶东军民历尽万难筹夺的黄金，一般先由采金委员会、矿务局、北海银行等机构秘密收集，上缴中共胶东特委（区委）或指定位置，胶东特委（区委）和部队组成一批批运金小分队，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分段接力的方式密送山东党组织驻地[8]，后转送或直送党中央。

1940年1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第13团第3营营长于得水率部队赴山东纵队机关，执行护送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和押送黄金任务。[9]6月，中共胶东特委先后派林一山[10]、苏继光[11]、陈文其等同志护送黄金到鲁南区委，这一年共送黄金2万多两，鲁南区委领导借开会之机再送往延安。[12]此外，徐向前离开山东回延安时，也携大批黄金。[13]9月，北海行署专员曹漫之[1]趁赴省参会之机，率领了一支由八百余名精锐士兵组成的队伍。他们巧妙地把6000两黄金，以及一宗北海币和法币，分别藏匿在士兵们特制的衣物口袋中，经“渤海走廊”，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平安运抵山东分局驻地南麻（今沂源县）。[2]同年冬，“游击大王”贾若瑜[3]带领两个营兵力，用几十匹骡马，成功押送约3万两黄金赶赴中共山东分局。[4]1941年11月，绕道清河的胶东青年代表带着胶东区党委上交山东分局的大量金条，在部队护送下，越过胶济铁路，穿过敌占区，经莱芜、新泰到达当时分局机关驻地（沂蒙根据地侍郎宅）。[5]当时，除了大部队向山东局运送黄金外，再就是由这些交通和警卫人员解运。同年冬，栾志山[6]将刚筹集的近200斤金条、元宝、银元用木箱装好，运到西海。[7]1942年春，一次即由部队护送山东分局向中央转送黄金白银5000余两。[8]7月，刘少奇离开山东分局驻地时，携一批黄金前往延安。[9]1943年，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时，将沉甸甸的黄金用黑布包裹好，系在腰间。[10]同年秋，王德昌等二十多名战士每人携四五十两黄金夜行晓宿、由鲁经冀入晋，突遇日军，本着“人金共存亡，宁丢性命，不丢黄金”原则，一半渡河送金，一半阻击掩护，阻击人员全部牺牲，但这批黄金却悉数送达延安。[11]1944年5月，南掖独立营和平西四区队用20余头骡子，承载40多箱金银，将其送往中央[12]。7月，孙揆一[13]、田祥亭[14]同志带领几十名干部和管理、交通人员，借参省会之机，押运数十头骡马驮着约万两黄金和一批物资，从海阳古现村（当时行署机关驻防地）启程，在军区第13团的掩护下，顺利穿越敌人封锁的胶济铁路，随后在滨海军区部队接替护送下，沿着“滨海通道”前行，安全抵达省政委会驻地（莒南县）。[15]9月，胶县（今胶州市）县大队奉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之命，将之前所拦截黄金（约30多斤重）都装在战士佩带的子弹袋（由粗白棉布制成）内，并于三天内护送到胶南县大于河村。[16]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经华益公司（中共设上海地下经济机构）处理，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上交中央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1]还有通过秘密银行来划拨，胶东特委先将黄金存入青岛和烟台的中共银行，然后根据银行业务规定，先将这些黄金转往上海，再从上海转往延安。

运金路线则尽量取道抗日根据地。在1939—1943年期间，黄金等物资主要经由“渤海走廊[2]”进行运输。“从胶东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根据地出发；1941年又从以牙山为中心的栖（霞）海（阳）牟（即牟平和牟海——今乳山）边区抗日根据地出发。运输过程中，首先需要在夜间冲破栖（霞）莱（阳）间的烟（台）青（岛）公路封锁线，沿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清河区寿光等县，然后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沂蒙山区和滨海区。通过‘渤海走廊’到达山东分局驻地滨海区看似兜了个大圈子。实则这条路线比较安全”[3]。为“把胶东这把刺刀上在枪上”，随着胶东至滨海战略交通线的开辟[4]，“1944年秋后，黄金运输线路调整为‘滨海通道’。这条路线始于胶县、高密，穿过铁路，经过滨海区诸城等县，直接通往山东分局所在地。‘滨海通道’比‘渤海走廊’省下了近大半的路程，只需三四天便可到达，而且安全”。[5]

综上所述，胶东黄金先后经“渤海走廊”“滨海通道”运至山东分局或山东纵队，后由赴延安开会学习的干部队伍送达党中央，长此以往，形成一种常态性运输。在党中央指示下，延安设交通指挥部，各战略区成立交通护卫队，整体目的不只是运金，而是建立完整的秘密交通线。中央每年下发关于秘密交通线的指令，每年路线都不尽相同。运金任务取得成功，原因是在中央的指挥体系下，各战略区、战略分区，甚至到每一段路的区县武装调度、命令接送都十分明确，没有出现过一次携金叛逃、跑路、丢失等情况发生。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胜利的喜讯传回了浴血奋战八年的玲珑金矿。21日，日伪军逃离玲珑金矿，当天，周恩来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亲自向全世界宣布：“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解放了！”23日，第881期《大众日报》刊发头条新闻，题为《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4]至此，玲珑金矿重回祖国和人民手中。关于胶东招远向山东分局到底总共支援了多少黄金等财物。从相关金矿资源概况、史籍报章记录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口述等综合考证，胶东招远支援黄金数量之巨，不可否认。谷牧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述道：“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作出了许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交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山东还有资料说是12万两）。”[5]据当时地下收购站负责人回忆，1937年至1945年，收购黄金13万余两（包括从敌占区矿商中收购），物资直接供应八路军及其军工厂。[6]在其他一些史志资料中，运金数量记载也多为“13万两黄金”。[7]

首先，抗战时期，黄金为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经济封锁，渡过财政难关，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仗、政治仗，还是一场经济仗。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敌后“经济抗战”特殊战场，通过各种手段，为前线提供物资支援，其中就有支持长期战争必不可少的黄金。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胶东玲珑金矿，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黄金的重要来源。广大胶东儿女保卫黄金，保家卫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颠沛跌宕的抗战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忧外困，经费极端匮乏，尽管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根据地居民吃饭穿衣问题，实现自给自足。但部分物资的采购，比如武器、军需、药品以及外事等，只能依靠稀缺的黄金“续命”。千里之外的胶东党政军民顾全大局、临危受命、倾其所有、密送黄金，支持了当地抗战，并源源不断地支援山东战场及全国抗战前线，彰显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情怀。

其次，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自立自强的本色。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同时，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黄金保卫战”。红色金融与红色政权相伴相生。中国共产党人当年能够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建设，坚持抗日斗争，除了掌握了“枪杆子”，大生产解决了“米袋子”，还用各种方式解决了“钱袋子”。同时也看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既不能依靠国民政府，也不能依赖苏联援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生产出小米、蔬菜，还依靠智慧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系，让广大老百姓相信中国共产党，保证了广大军民度过抗战的艰苦岁月。

最后，铸就了“忠诚坚定，无畏艰难，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的胶东革命精神。早在1940年，中共山东党组织专门挑了一百多个干部、战士，他们分工明确，穿越千里封锁，负责运送黄金，这是对干部、战士思想觉悟的高度信任。但在旧军队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旧军队有一个基本准则：身怀重金之兵卒必不能战，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这一魔咒。从1940年开始直到抗战结束，由招远金矿送到党中央的黄金达十余万两。这支输送黄金的部队被日军称为“金部隊”。日军曾多次设伏截击这支部队，但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有的战士被打散了，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部队，一两黄金也未丢失。这体现出干部、战士们舍己为国、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用热血写忠诚，以生命赴使命。实际上，整个“黄金保卫战”之所以能够“立”起来，离不开所有同志的共同努力。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无论是延安，还是各根据地，都毅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