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导演下，台湾岛上演了一幕大反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的闹剧，而且将这场闹剧演到了海外，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讥笑。

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出生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早年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过职，此后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区域（包括越南、朝鲜、日本），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通”和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

1966年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费正清、鲍大可等一批对中国和东南亚问题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之邀，到参议院作证。

费正清着重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讲了一些真话。他说：1949年10月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数亿人口，它能够自行解决一些面临的重大问题，美国的孤立、封锁政策没有起什么作用，以后不应孤立、封锁中国，而应该主动与中国进行接触。这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还可帮助美国解决棘手的越战问题。

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的证词，经新闻媒体的报道，迅即传遍全球。

费正清没有想到，他这次一字未提台湾的作证，竟惹恼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并使蒋氏父子坐卧不安。他们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使台湾失去大靠山，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蒋介石仔细看了外电关于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报道及情报分析后，立即令蒋经国和主管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常委陶希圣到他的办公室，商讨如何开展反对费正清言论的活动。他对蒋经国和陶希圣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费正清这样倾共的人能到参议院作此证，说明美国政界中有中共内线或亲共分子，没有亲共分子发出邀请，他进不了参议院。我知道费正清这个人，他是个中国通，也很亲共，当年大陆山河易色，他有很大责任。他这次到参议院作的证词，完全是一派胡言，对共产党有利，对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产生负面影响。我的意见，你们与新闻局、‘国防部’商量一下，弄一个公开谴责费正清的信，再在美国找一家影响大的报纸登出来，使美国人民认识费正清亲共言论的危险性和严重性。同时，台湾的报刊也要发表反对费正清言论的文章。还可叫谷正纲以‘国民大会秘书长’的身份，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一函，要求他放弃或改变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的看法，对中共勿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叫谷以全体‘国大代表’名义，弄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经国当即与陶希圣面商如何写谴责费正清公开信的问题。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公开信由蒋经国在“国防部”组织人写，台湾报刊发表反费文章的事，由陶希圣负责。

第二天，蒋经国在自己掌控的“国防部”专门召开了小型秘密会，研究如何写谴责费正清的公开信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们认为费正清是美国学界人物，名声也在学界，谴责他，也应找学界人物，这样就比较有力。会议决定此事由“国防部”负责政战工作的曹敏出面找“立法委员”胡秋原和郑学稼、徐高阮具体商量一下，最好由胡秋原起草公开信。然后，由台湾的知名人士及所有高级知识分子在信上面签名。

胡秋原、郑学稼本身是国民党员，徐高阮的公开身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无党无派，其实此公背景也相当复杂。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去台后，一直与台湾当局的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小头目打得十分火热，并为他们提供情报。

胡、徐、郑三人听说此任务是蒋氏父子交办的，积极性甚高，于1966年5月初弄出了一份《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攻击费正清说：“正当美国人民以血汗与金钱来保卫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最后堡垒——东南亚的时候，费正清、巴奈特教授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反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而实际就是鼓励它对中国人民及美国做更大胆的犯罪，由于费正清、巴奈特是以‘中国专家’的资格说话，我们，自由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和教授也便有加以辩驳的责任。”“费正清、巴奈特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从前题到结论，都缺乏根据。他们对中国及共产主义并不理解。他们只是做亲共与反反共的宣传，愚弄世人。这不仅损害中国，而且损害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不但不能避免中共与美国的战争，而且可能促成这一战争的爆发，且将使美国不光荣的失败。”

蒋氏父子一面指示新闻局派人到美国，与《纽约时报》洽谈发表公开信的事宜，一面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警备总司令部组织全岛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信上签名。

据1966年5月16日台湾《民族晚报》中的新闻《学术界致美公开信，草拟数月颇多曲折》报道，这封公开信从草拟到1600人（实际只有1400余人）的签名完成，历经数月时间，几乎网罗了全岛的所有教授和学者。

据说，此公开信每到一地一个学校，均由国民党党工和特务上门找人签字，不签字的就进行恐吓、威胁。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知道此信的背景和来头后，害怕惹麻烦和丢饭碗，都匆匆在上面签字了事，有的是叫人代签的，还有的是盗用他人名字签的，仅重复签名的，就多达6人。

不过，国民党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叫人签字，有一点他们却特别看重，那就是极力动员认识费正清或与费正清是朋友关系的人签名，他们认为有这样的人参与谴责，比较有力，产生的影响会更大。尽管官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与费正清有过交往的教授、学者，仍有两人未签名，而且是拒不签名。其中一人，就是台湾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

在已签名的10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中，与费正清个人关系相当好的台湾重量级名人、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济排在第37名。据费正清在后来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李济后来到美国富兰克林去看费正清时，他说他并未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他是此信在美国公开发表后才看到自己的名字的。

按李济的说法，李济的签名，显然是台湾当局做的手脚。

台湾当局搞完签名活动后，又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立即在台湾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此信；第二，由新闻局长沈剑虹火速组织专人将公开信翻译成英文，并马上派人去美国，与发行量最大的《纽约时报》洽谈购买版面，刊登此信。他们认为，用这两个办法，既可拆穿费正清的“阴谋”，又可使美国政府不会轻易改变对华政策。

1966年5月16日，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等大报均奉命同时刊登了《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经无数教授、学者修改和“推敲斟酌”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后，很多人发现漏洞百出，语言、逻辑不通，并向当局写信打电话指出信中的问题。1966年7月7日，作家李敖就给当局的新闻局长沈剑虹写信，指出公开信中朱建民等6人的名字在信中出现了两次，他还指出“这种现象，简直不可以用‘疏忽’来原谅，简直是‘不负责任’！”“先生既然主持这封公开信的英译与传播，并且势在必行，我忍不住要写这封信来做一点提醒的工作，深盼能在英译本上改正，免得在洋鬼子面前闹笑话！”

蒋氏父子将反费正清的公开信弄到美国发表后，又遭到美国学界人士的嘲笑，他们说：“台湾‘政府’管起了美国人的嘴巴，把我们美国当台湾”，“蒋介石这件事做得太臭、太蠢了”。

为了把费正清的名声搞臭，蒋氏父子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台湾组织专人连篇累牍地写批判费正清的文章、著作，如《为什么只有知识浅薄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中国历史的歪曲者》、《揭穿费正清在台湾的大阴谋》等。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全岛的机关、学校举行谴责费正清的各种座谈会、声讨会，说费正清不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什么价值，还攻击费正清的亲共言论是“助匪”，“破坏复兴基地的反共抗俄大业”，“阴谋搞垮台湾”。

对台湾当局开展的大规模的反对费正清的运动，费正清感到此举幼稚无知，没有怎么理会。后来，台湾当局越反越凶，而且搞得没完没了，费正清难以忍受，才于1966年底给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强烈抗议台湾当局在海内外开展的攻击、丑化他的运动，并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不光彩的、无聊的做法。

后来，美国官方和一些民间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蒋氏父子施压、疏通，台湾当局才感觉此事做得不怎么好，起的作用不是那么大，便悄悄停止了反费正清运动。

台湾当局原以为，他们在海内外搞了反对费正清的运动，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改变了。那知，只过了五六年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发生了大逆转，台湾当局既被联合国驱逐，又被美国政府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