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传》| “半个”外交家，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

唐德刚多次强调过一个观点：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就是那“半个”。

他这样说的依据是，顾维钧虽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到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但都是为人作嫁衣，奉命工作，自己一辈子也未享受过决策权。因此与李鸿章、周恩来比，只能算半个外交家。

但资中筠不赞同这一看法，以为此说不公，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

唐德刚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外交家，资中筠则从外交家本人的作为来评判，后一种评判标准更能揭示外交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唐德刚说的“两个半外交家”对应的是近代中国的三个时期：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处于晚清的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顺应变局，从传统夷务向洋务然后向近代外交转变，对国际法也有所了解，确实是晚清最善于与列强打交道的外交家。

但他在外交决策上仍受清廷制约，且处于大变局的开端，无法摆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

然而，公理争强权并不一帆风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强权虽一时占据上风，但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顾维钧在世纪初就看准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变化的大势，投身外交后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以公理争强权，是顺应时代潮流并站在潮头的中国外交家。

至于说顾维钧一辈子未享受过决策权，并不完全准确。

巴黎和会拒签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次决策。北京政府时期，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都是顾维钧主持内阁时做出的重要外交决策。正因为如此，资中筠认为顾维钧在外交上有比李鸿章更大的自主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