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立功运动：动员、脉络、功效

“立功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发源于华中部队的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杀敌、生产、支前运动，不仅锤炼了部队官兵的战斗力，而且极大调动了后方军民加紧生产、踊跃支前的积极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1947年2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开展立功运动》，称“最近各地的立功运动，已经从前方扩展到后方，从作战扩展到后勤，从正面战场扩展到敌占区与游击区，从部队扩展到机关，这是很对的”[1]，淮海战场上大批支前民工在“立功”的号召下踊跃支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学界关于立功运动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工作、荣誉制度的角度探讨，透过立功运动来剖析支前民工这一淮海战役重要力量的研究较少。[2]本文从支前民工立功运动的兴起、过程和功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呈现立功运动的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是敌我之间的重兵决战，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敌我参战兵力之多，战局变化之快均前所未有。加之徐州之敌能够得到敌后方直接补给，这就决定了我支前后勤任务比以往任何战役都要艰苦和繁重。[1]

（一）土地改革奠定农民“支前保田”的客观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主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据统计，土地改革以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了70%以上的土地。地主依靠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达不到最基本的温饱条件，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摆脱苦难，成为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解放战争中，我党在淮海地区巩固老根据地、开辟新解放区，制定各项政策，稳定社会秩序、激励生产、发扬民主，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改变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2]土地改革满足了千百万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使广大贫苦农民脱离剥削苦海，住有所居，劳有所获，有余粮可支，挺直腰板当家做主人。以山东解放区为例，1946年，山东一些老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1947年进行土地复查，到1948年淮海战役前，解放区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据不完全的统计，鲁中南有200多万亩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胶东区有100万翻身农民得到180多万亩土地；渤海区有200多万翻身农民分得土地200余万亩。[3]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空前提高，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倒蒋家王朝，才能保卫土地，过上安稳日子。正如周恩来所说：“全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4]土地改革使农民明确了战争胜利与自身生存的密切关系，进而表现出极大的支前热情。

（二）支前初期民工存在重重思想顾虑

淮海战役中，从物资筹集到粮草被服加工，从军粮运输到转送伤员，从修筑道路到架设电线……大量战勤任务需要民工来完成。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中央军委指出：“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130万人左右，3个月至5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1]动员如此规模巨大的民工支援前线，任务艰巨繁重。

支前初期，动员民工的方式生硬，往往以生硬的威吓、消极的预防监视、图省事的揭发、简单训话灌注式教育等一把抓的方式，深度、力度都不够。[2]民工对“为什么要出夫”、“为谁出夫”等基本问题没有清晰的认知，有的老百姓说“给政府出差”“出夫是为了八路”，干部不经启发，硬说是为了老百姓，结果老百姓说“不管为谁，反正要咱出夫，咱去就是了”。[3]同时，也没有及时向民工普及支前的供给标准、代耕代种、耕战互助等政策，以至于民工在支前初期获得感、归属感不强，产生重重顾虑。归纳之，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怕吃苦，怕一路衣食不足、风餐露宿；第二怕飞机侦察、敌机轰炸；第三怕离家越远兼顾生产越困难，民工往往既是前线战事的承担者又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力，1947年初莒南等地的支前任务繁重，民众思想一度混乱，甚至出现了“这还生什么产”[4]的牢骚；第四怕当兵，认为动员上前线支前就是变相募兵，要上战场拼命。[5]此外，在规模庞大的民工队伍中还混入了部分二流子、敌特分子等散播谣言：“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6]“八路军败了，想把民夫都带走”“前方军装都准备好了，反正去就没有好事”。[7]严重的思想顾虑使民工中出现了大量的装病、故意掉队、大吃大喝甚至逃亡的现象。基于此，在保障民工日常生活的同时，创新动员方式加强其思想教育尤为重要。

（三）立功运动作为新兴动员方式在民工中兴起

立功运动发轫于华中野战军第1师第2团，一个在宣家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战士，经过教育，一个月后在李堡战斗中缴获了两支枪，向指导员提出，“请把我的功劳记下来”，他认为立功后就不会被伙伴歧视了。[8]受基层战士的启发，借鉴古代“功劳簿”制度，立功运动在第2团开展起来，得到广大战士的热烈欢迎。1947年1月，华东局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军、全政、全民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随着党中央、《解放日报》的大力号召，立功运动在各解放区、各领域广泛开展，出现了增产立功、支前立功、拥爱立功等多种形式。淮海战役中各级支前党组织纷纷制定立功制度，颁发战勤条例，在后方群众和民工中开展了广泛的立功动员。后方群众一再表示：“反蒋、保田、保饭碗！”“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挡大门，保田地，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9]出现了“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做军装”的感人场面。在“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团结立功”“互助立功”等口号的鼓舞下，民工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积极支前，踊跃立功。由于缺乏现代化交通工具，民工们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日夜奋战在运输线上，靠人背、肩挑、担架抬、小车推、牛车拉、骡马驮、车船载来解决运输问题。“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1]陈毅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中，生动再现了当年人民踊跃立功、支援前线的壮丽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各解放区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2]各级党组织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性立功运动，通过规范立功标准、建立评功机构、榜样示范引领、军爱民民拥军、激励后方生产、多样化盛大奖功等多途径在民工中掀起了你追我赶、踊跃立功的热潮。

（一）制定立功标准，榜样示范引领立功

支前民工的立功标准，早在1947年2月颁布的《山东省人民立功运动暂行办法》中就有明确规定。1948年11月，华东支前委员会颁布《支援前线奖惩办法》指出，“把立功运动从法律上肯定下来，使民工的立功运动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3]立功运动在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强有力领导之下有序开展，从动员、报功、评功、记功、奖功、追功全流程都规定了标准，确保民工功劳评选的大众化、公开化和规范性。华东支前委员会规定民工立功标准是：“一、坚持到底完成任务到复员者；二、在执行任务中有创造者；三、在爱护伤员、物资、工具方面有成就者；四、严格遵守纪律，积极帮助群众生产，并能影响带动别人者；五、在防奸反特防止逃亡中有成绩者。”[4]由此观之，民工在执行任务、遵守纪律、防奸反特等支前任务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均可立功，但并未对“创造”、“成就”、“成绩”进行界定，这就为广大基层民工团体留下了充足的操作空间。

关于评功组织的设立，华中第六行政区根据不同人员的级别和规模设立相应的记评功组织：支队设评功委员会，大队设评功委员会，中队设评功小组，分队为基层集体评功单位。[1]立功标准不仅是评功与奖励的依据，也引导着民工的思想和行为。在支前行军中，立功运动的开展往往与支前行军的特定战勤任务相结合，根据不同的战勤任务提出相应口号。赵镈县担架团在行军中提出“行军迈大步，越走越出路；好汉不怕累，越累越有劲；行军别掉队，才能少挨累；吃饭起床抓得紧，实践才能掌握准”的口号。在转运伤员时，民工提出以爱护伤员为立功条件。在运粮时，提出“不撒一粒粮”“不淋湿军粮”的立功条件。在爱民运动中民工团队普遍提出以“四要五不走”为立功条件。[2]特定情境特定立功任务，口语化生活化的口号使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民工对立功标准也能够清晰明了，明白干好当下手头的事就能立功，跳一跳是能够得着的，从而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功劳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4个等级，为了不埋没功绩，对于那些不够最低级别三等功的民工，也将其先进事迹记载存档，充分实现立功留痕，记功民主。功劳等级制的采用，一方面有利于在民工中形成互相学习、互相比拼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克服“因评功要求高而产生立功不如不立，和评功要求低而产生功多不值钱立不立没有关系”[3]两种思想偏向。渤海一专区担架团从1948年6月随军服务8个月，征战1万余里，全团3000余人，90%以上立功，荣获了65面奖旗，被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模范担架团”的称号。战役结束时，仅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各模范单位的奖旗就有70余面。[4]一面面奖旗、一个个荣誉称号是数百万支前民工在淮海战役中走过的艰苦历程的光辉缩影，是立功运动蓬勃发展推动淮海战役伟大胜利的见证。

（二）生产与支前紧密结合，民爱民激励民工踊跃立功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支前和生产是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都很要紧，都要做好。支前不好会影响战争胜利进程，生产不好会影响吃穿，进而影响前方战士的士气，不能顾头不顾尾、丢一个漏一个。

“民爱民运动随着立功运动在民工中开展起来，普遍提出了‘天下农民是一家’‘民爱民，心换心’”的口号，民工们纷纷表示要做到“四要五不走”。[1]受这些立功口号的影响，胶东潍北担架团三中队7天帮助群众耕种麦子7亩，推粪348车，挑水1025担，收割庄稼155亩，挑豆子134担，推磨7次，压碾105次，打场57次，割草200斤，涌现出不少爱民功臣。[2]在运粮途中，民工们格外珍惜每一粒粮食，为了确保前线的粮食供应，民工们忍饥挨饿也不吃车上粮，遇上敌机轰炸，总是先隐蔽好粮车，再隐蔽自己。遇到了雨雪天气，就脱下蓑衣、棉被盖好粮车，自己穿着单衣顶风冒雪推车前进，创造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支前事迹。

实践证明，立功运动将党的战勤动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开来，大大激发了民工的支前运输热情。同时，生产与支前紧密结合，动员了各群体尤其是广大妇女群体踊跃生产立功的冲天干劲，锻造了后方民众拿起锄头就能下地劳动，扛起扁担、推起小车就能支援前线的本领。

（三）奖功盛大、检过严谨，鼓舞人心振奋精神

奖功和庆功是整个立功运动的最后一环，奖功是对有功劳者进行奖励，庆功则是为有功劳者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奖功和庆功开展的规模和氛围如何，直接关系着立功运动的质量和成效。“满足个人利益依然是大多数农民行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否参军对于农民而言是利益的衡量与比较。”[3]因而奖功和庆功一定要掌握时效性和现实性，避免民工产生“立了和没立一样”的心理。[4]

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奖功与庆功的方法大致分为：当众表扬、通报表扬、举行庆功会，授予功劳证、锦旗、奖章、奖状证书、喜报等一套显示功勋的文书证章。华中第六行政区对包括民工在内的后勤人员的奖功办法是：“一、大会表扬；二、通令记功，或登报表扬；三、增算工账；四、发给奖状、奖旗、奖章；五、酌予物质奖励；六、晋级提升。”[5]庆功主要包括功臣做典型报告、集体给功臣献花、领导同志宣布功臣事迹并提出今后立功任务等环节，会场布置隆重、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在颁发奖品的同时，隆重举行集会贺功，在全社会形成相当的影响力，达到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效果。

奖功多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同时兼具多种类型的奖励，“这与今天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及整理财政厉行节约结合了起来”。“但有些民兵很贫穷，参战有很多困难，及边沿区艰苦积极斗争的民兵衣食弹药的困难，应结合奖励设法解决。”[6]经过评功、奖功、庆功后，民工的觉悟与支前立功积极性均有很大提高。5营民工李省三说：“这次我立了一等功，下次我非立特等功不可。”过去发牢骚的民工再也不发牢骚了，从前懒惰的民工也主动早起扫地，给房东挑水。干部反映说：“自从评功后，民工大变样，比以前好领导多了！”[7]

同时，淮海战场上立功运动的评功和检过是互为一体的。无论是后方生产群众、支前民工，还是党员干部，一旦违反了支前工作纪律，出现消极怠工、自由行动、破坏大局、中途逃亡等过失行为，皆要查明原因，追究责任。胶东海阳担架团有一个民工立了一等功，但因为他破坏群众纪律三次，又给他记了一次过，在宣布功劳的时候说明他为什么立了一等功和记了一次过，他听了以后说：“我弄了个功过双全，下次我坚决立大功去掉过！”[1]这种诫勉性质的记过批评对教育民工有很大作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但不会使其萎靡不振丧失斗志，反而激励其知不足而求奋进，踊跃立功补过。

立功运动作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2]，在树立典型、激励民工踊跃支前、锻造基层先进分子和基层干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效。

（一）激发民工支前热情，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援，是解放军取得淮海决战空前胜利的坚实保障。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我军总共投入参战兵力60万，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支前民工130万人3至5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问题。[3]在立功运动的激励下，后方群众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节衣缩食，筹粮制衣支援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支前民工为执行任务，冒硝烟炮火，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克服物资、天气、路况等重重障碍，排除万难，发扬了不畏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粟裕回忆道：“淮海战役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战役能否取胜的关键。战役后期，敌人在我军重重围困中，因断粮而互相殴斗、火并，甚至掘地挖坟，以棺木死尸为柴，烤烧战马充饥，而我军阵地上，却是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4]从1948年11月6日发起，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淮海战役共历经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浩浩荡荡、前仆后继的支前队伍都尽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解放军在前线奋勇杀敌，人民群众在后方倾力支援，民拥军、军爱民的真情暖意涌动在解放区各个角落。

（二）锻造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为南下新解放区做了组织准备

立功民工和功臣，都是自下而上层层选拔推举出来的，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服务意识和斗争本领。功劳往往同政治进步相联系，有功劳的民工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各项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更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担任基层政权职务，这为有功之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契机。

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区域迅速扩大，老解放区抽调了大量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支援新解放区的建设，从而出现了职务空缺、干部缺乏的问题。为应对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积极培养与提拔新干部，而立功运动则是“培养干部最有力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1]，在民工中，培养与提拔干部的具体方法是通过立功运动发现积极分子，然后在工作过程中提高其觉悟、培养其能力，进而发展为党员或干部。不问级别、不看出身，凡是在支前事业中建立功劳、做出贡献的人员，只要达到相应标准，皆予以表彰奖赏。这种激励机制让地位低微的劳苦大众有了上升渠道。例如，淮海分区田运总队在支援淮海战役中涌现功臣3800多名，其中753名已被提拔为乡村级干部[2]，建立起基层人民与我新解放区民主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贯彻了群众路线，激发了广大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立功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困、应民之所需，推行了清算地主、打击敌特、打还乡团、捉反动派、土地改革、军民互助等一系列使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工作举措，赢得了民心。

在评功过程中，各民工团体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评功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评功“必须是领导干部与群众骨干相结合，必须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不能由领导干部的主观框子去评功，也不能单纯交给下面而毫无领导的去评”[3]。这种方式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既保证了党对立功运动的正确领导，又充分反映了群众诉求。对于大多数文化素养不高的民工来说，评功使其在民主政权下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品尝到了民主的味道，也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伴随着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父子、兄弟争上前线，许多青年自动推迟婚期，丈夫奋勇去支前，妻子积极忙生产，保证支前、生产两不误，各地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1]立功运动将民主平等这一抽象概念变成了“人人皆可立功”的自发行动，强化了文化素养较低、政治意识不强的劳苦大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知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区别于抗战时期的创模运动，立功运动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普适性和推广性。在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在运输物资、抢运伤员、保障交通通信、防敌反特等任务中表现出色皆可立功，实现了立功与支前的有效衔接。奖功庆功是立功运动的最后一环，有功必奖、及时表彰。在颁发奖品的同时，隆重集会贺功，规模宏大、气氛热烈，达到了振奋精神、树立榜样的效果。立功运动在树立典型、激励民工踊跃支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效，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强有力的群众性运动，立功运动贯彻了民主，密切了干群关系，打通了底层群众向上发展的上升通道，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总之，立功运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形式，成为动员民工支前的有效法宝，开创了淮海战役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