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满洲里地区称作“霍勒金布拉格”，是呼伦贝尔草原西部的一颗明珠。“霍勒金”蒙古语意为“旺盛”，“布拉格”意为“泉”。这里北接俄罗斯，西邻蒙古国。旺盛的泉水滋润着丰美的草原，使这里成为游牧民族理想的放牧牛羊的地方。从20年代初至1937年，满洲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边城完成了护送中共早期领导人去共产国际参加重要会议、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护送干部和学生去苏联学习和返回祖国等任务。

“晋丰泰”杂货铺

20世纪初的满洲里，反动势力不如内地那样强大，但反苏反共势力在不断增强。俄国十月革命后，东北军阀张作霖封锁了中苏边界，还在满洲里四周掘壕为界，并派重兵驻守，使来往于中苏之间的革命同志随时都有被发现或遭逮捕的危险。

为保证革命同志的安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国际联络部派人在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交通联络站(处)，并协调在中苏边境驻防的苏联红军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做好接送工作，并在赤塔(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东南部城区，邻近中国)、86号小站(该站是当时从俄国国内向东排至国境的第86号会让站)、满洲里等地设立了秘密联络站。

共产国际设立的这些秘密联络站，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在内的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来往于中苏边界筹备建党提供了安全保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继续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先后形成了多条前往苏联的线路:从中国绕道欧洲转赴苏联，从上海乘海轮到达海参崴，或从上海乘轮船到大连，然后乘火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去苏联。

由于满洲里距苏联国境站86号小站只有9公里，而且每天有一列从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旅客列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这条铁路去苏联比乘轮船要节省很多时间和经费，也相对安全。满洲里便成了其中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地区实行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对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加强防范，使这条通往苏联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保证满洲里通往苏联的秘密通道畅通，中共北满特委派纪中发(化名司杜其卡)和李芳假扮夫妻，从哈尔滨到了满洲里，以“晋丰泰”为铺名(道北三道街83号)开始筹建一个杂货铺做掩护，建立了满洲里交通站，主要任务是从事国际交通工作，负责护送去苏联的同志，但不负责接待回国的人员。

满洲里的直通交通站，紧急状况时启用

满洲里交通站与苏联境内的交通站有秘密联系。哈尔滨方向来人后，满洲里交通站马上与设在苏联奥特波尔的苏联国家保安部取得联系。他们常派一个以铁路扳道工身份为掩护的苏联交通员来把人接走，送上苏联境内交通站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时这些同志就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偷越国境。苏联交通员有时以到晋丰泰杂货铺喝酒为名，给交通站送来共产国际的文件、活动经费，而纪中发也常把满洲省委的信件、情报等交给他们带走。

当时保密工作规定得十分严格，暗号也经常变化，一般都以做买卖的形式进行。如我方的人员到了，就写“红高粱”已运到了，如说敌人的事，就写“白高粱”如何。在双方当面联系时，暗语也不能错。有一次以黄瓜和柠檬为暗语，来人问:有黄瓜吗？回答:有，要多少？如果对方说:买二三斤，这只对了一半，如果他买完黄瓜不要柠檬了，就说明是一般的巧合，不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买完这些，他还要柠檬，而且只要5个，那就是自己的同志了。

从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同志去苏联(其中还包括越南的同志)。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等，当年就是由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护送去苏联学习的。

1934年，共产国际在哈尔滨设立国际交通局。同年4月至9月，上海党中央局连续遭到敌人的三次大破坏，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失去了联系。鉴于国内交通不便，党中央决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东北地区党组织，使护送人员的任务有所增加。为了加强联络，保证安全，由共产国际交通局出资，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地区接管和新建了5个交通站和5个联络处。

各交通站成立后，接送了一批又一批往返于中苏之间的学员，以及党的工作者和部分抗联家属，传递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哈尔滨特委的一些重要信件。

王明被当成偷渡客“送回”苏联

1924年5月，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张国焘被捕后，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出卖了李大钊、陈独秀、张昆弟等人，北洋政府立即命令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领袖。在险恶的形势下，李大钊在儿子的陪同下避走他乡。不久，党组织通知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天，他化装成生意人，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北京，在一个临时住处同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其他代表碰头，商定了出发的时间。

为了安全，李大钊同其他代表先后离开北京，随后经哈尔滨来到了满洲里。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李大钊住进一家小旅馆。交通员引来了干练的店老板。店主直率地说:“你们6位同志，起码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3个人。每辆马车一定要用4匹马拉，才能安全地偷越国境！”“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这时店主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

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有一片光秃秃的山坡，山上有碉堡，不分昼夜有士兵放哨。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要求闯越国境的马车轻便、快速，能一口气闯过去。

翌日凌晨，天还未亮，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辆马车停在旅店门前，李大钊和妇女代表刘清扬坐在前面一辆马车上。天将蒙蒙亮时，十二匹快马拉着三辆马车赶到国境线。有经验的马车夫把马车赶进两个碉堡中间的山沟里，以躲避哨兵的视线，并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马蹄声惊动了哨兵，顷刻间，枪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由于赶车人路熟，在天亮前，三辆马车平安地越过了国境线。

1928年11月，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从上海启程赴苏联莫斯科，他乘船到大连，然后乘火车到达哈尔滨。按规定与共产国际哈尔滨交通站接上关系，知道了到满洲里接头的地址和暗号。为了掩护自己，他上街买了一件东北人爱穿的黑色长褂子套在皮袍外面，又买了一顶皮帽和一双皮靴，穿戴得像个东北商人。

随即，陆定一乘火车从哈尔滨来到满洲里，很快找到了联络点，开门的是两个农民装束的俄国人，一男一女好像是夫妻俩。陆定一用俄语和这两个俄国人简单谈了两句，他们要陆定一过两个钟头再来。这两个钟头到哪里去呢？满洲里实在太小了，连个茶馆都没有，他只好在街头游荡。天黑了，陆定一按时再到那里去，这个俄国男人拿出一副爬犁，套上一匹马，让陆定一和他坐在一起。满洲里天气非常冷，俄国人用毯子把陆定一的下身盖住，就扬鞭赶马上路了。

在路上，这个俄国人对陆定一说，碰到哨兵千万别慌，否则就危险了，轻则抓走严刑拷打，重的就要被枪毙。而且要讲一句当地少数民族的话，陆定一也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好强记硬背下来。走了不久，果然碰到一个哨兵，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眼睛盯着陆定一。这时，赶爬犁的俄国“老乡”暗暗地低声催陆定一快讲那句话，陆定一不慌不忙地照那个话音讲了一遍，那个哨兵居然就放他们过去了。

一进入苏联境内，就有4名苏联红军边防战士骑马赶来，他们和护送陆定一的人讲了几句话就放行了。到达火车站后，这位交通员给陆定一买好票，送他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

接送革命同志的俄式马车

曾被当做偷渡客“送回”苏联的王明回忆当年偷越满洲里的情景说:“一年冬天，我经过满洲里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当时，我打扮成商人从哈尔滨乘火车到达满洲里车站后，在指定的车厢前站住，将皮箱(里面是参加会议用的文件)放在站台上。这时便过来一个伪警察，他用脚踢踢箱子，骂道:‘什么私货？拿去检查！’随即把我领到站里，把箱子妥善锁到一个小屋子里后，便领着我吃饭去了。傍晚时分，伪警察与另一个伙计套个爬犁，假装监视我，把我送到边境线铁丝网旁停下来。估计当时伪政权在边境上也有哨所，但黑暗中我未看清。只听到协助我的那位警察又连踢带骂地说:‘你是从哪爬进来的，快说！快滚回去！’一下子把我推到苏联境内，并将箱子也递过来了。这样我便顺利地来到了苏联。”

马林把共产国际的命令印在衬衣上

早在192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派遣，一行5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身份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旅客列车经由满洲里进入中国。在北京，维经斯基访问了李大钊，并与参加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座谈，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和各项政策、法令等。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1922年4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但没有被中共领导人采纳。他决定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马林的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共产国际以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的名义签发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并用英文打印在马林的丝制衬衣上。

8月初，马林经满洲里到达上海，在中共西湖特别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这次会议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员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仍持怀疑态度。随后，马林又数次经满洲里来往于中苏之间。最终，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研究讨论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决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此后，马林经满洲里返回北京。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制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与国民党合作的机遇，迅速得以发展壮大。

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驻包括马林、达林、鲍罗廷、李德、米夫在内的大批代表和军事顾问，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满洲里来到中国。曾帮助中国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达林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过他由赤塔到达满洲里时的惊险场面:“终于到中国了，火车停下来，周围站满了持枪‘执勤’的中国士兵，不许下车。这时又来了一个英国人，他自我介绍说代表中国海关执行公务，后面跟着一个穿中国军装的俄国白卫分子。他如临大敌地仔细打量着我们，又详细地检查了身份证和护照，贼溜溜的眼神不时地在我身上扫过，好像要查出一些俄国赤党的蛛丝马迹。”

朱德(左)、林伯渠(中)、任弼时(右)接见红色后代

红色后代的生命线

1927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抚养和培育红色后代，中共中央陆续把一些烈士遗孤和中共领导人的子女经满洲里等地，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林彪的女儿林晓霖，陈伯达之子陈小达，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蔡和森的儿子蔡博等等。

这些孩子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免受了战争之苦。1950年，35名在苏联培养的孩子途经满洲里回到北京，受到朱德、林伯渠、任弼时的亲切接见。红色后代回到祖国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安排中文老师教他们学习汉语。但是，孩子们对国内的饮食和生活不习惯，纷纷要求回到苏联国际儿童院，而且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很调皮，也不会讲中国话，使管理人员感到很头痛。经过研究，决定将年龄小的孩子留在北京，进入育英小学学习。年纪稍大的送往哈尔滨，统一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与苏联专家的子女一起学习中文。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这些孩子顺利地度过了“语言关、思想关、生活关”，相继考入大学学习。他们当中有的成了专家、学者，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如:为中国核工业作出贡献的刘允斌，新中国第一代炼铁专家蔡博，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陈祖涛等；有的人则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刘爱琴195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业处工作，一待就是20多年。“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刘爱琴回到北京，从事俄语教学工作，直到退休；朱敏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员，苏河清成了一名摄影师，瞿独伊给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做了翻译，1950年3月，调新华社工作。

苏联的经历让这些孩子自幼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抚爱，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有的孩子回国后，也很难融入父母重新组织的新家庭中。陈小达从哈尔滨高中毕业后，第二次去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学习高能物理专业。1958年底，陈小达经满洲里回国，当时正值“反右倾”、“反白专道路”的斗争高潮，性格直率的陈小达在单位常被批判。加之由于他父母早年离异，母亲脾气古怪，对他态度不好，他精神上十分孤独和苦闷，1960年，年仅23岁的陈小达带着对家庭、社会的诸多不理解而卧轨自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在苏联的特殊经历，也使红色后代经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折磨。1967年由于父亲刘少奇被批斗，刘允斌也不能幸免，不甘受辱的刘允斌卧轨自杀，1978年，刘允斌平反昭雪；林晓霖回国后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文化大革命”后期，林晓霖来到广州，投身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的门下。丁盛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把晓霖送到自己的部队里扛枪吃饭。“九一三”事件后，林晓霖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林晓霖调到北京，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后来成为一位团职干部。

国际秘密交通线的破坏

1937年4月，由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的哈东特委负责人叛变投敌，供出了他在1935年12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交通站的经过，致使日本关东军了解了这条国际交通线的情况。1937年11月，因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方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了下属姓名、地址、活动方式和联络暗号等，致使满洲里交通站被破坏。至此，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及下属各交通站均遭到敌人破坏，被捕者达20多人。